1954年3月5日，在一个公开场合，胡适对自己早年认同苏俄体制的言行进行了忏悔，在忏悔中，他提到了一本书和一封信。书是哈耶克的《到奴役之路》，至于信，胡适说：“两年前，我在外国时，有一位朋友写给我一封讨论这些问题的长信（这位朋友是公务员，为了不愿意替他闯祸，所以把他信上的名字挖掉了）。”

这封信是谁写的呢？就是时任台湾“财政部关务署”署长的经济学家周德伟。生于1903年的周德伟要比胡适小整整1轮；而且上世纪20年代，胡适在北大任教时，周德伟在北大上学，两人应该说有师生之谊。当然，胡适用“朋友”这一词并非谦虚之词。在交友上，胡适看中的是知识上的交流和平等的讨论，而非年龄大小或者求学先后。最著名的例子是傅斯年，他原本是胡适的学生，后来却成了胡适“最好的批评者和辩护人”。

周德伟在北大上学时，就显露了他的过人之处。身为北大学生，又处在新文化运动之中，周德伟却不赶时髦，不喜欢喧嚣一时的《新青年》杂志。他嫌《新青年》的文笔太泼辣，分析及陈述不如章士钊所办的《甲寅》及严复译述之精密而有系统，尤其不习惯《新青年》上的文章几乎“都朝着唯物史观一边倒”。有一次，邓中夏和罗章龙等动员周德伟去长辛店工作，并说有优厚的报酬。周问是什么工作，答曰“做工人运动并教工人读书”。周表示自己还要读书，没时间，于是便争执起来。周借孔子的话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我就是本，没有我自己，一切都没有了。”对方批评他没有无产阶级的意识，只有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周说，“我不懂什么阶级意识，我只有我自己的意识。”不知道当时周德伟是否读过胡适的著作，但他的话语，很合乎胡适所主张的“真正的个人主义”，即易卜生主义。

北大毕业后，周德伟留学英国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参与由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主持的有关货币理论与经济循环的研究班，由此开始和哈耶克几十年的交游，从此走上了极为纯正的古典自由主义道路。古典自由主义的观点，无非是两点：一方面信仰自由市场经济（自生自发的自然秩序），认为这在维护个人自由上具有无比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则对政府扩张权力的本能充满了警惕，反对政府主导经济，尤其反对一切集体主义性质的计划经济。

从欧洲回国后，周德伟发现，当时国民党政府“高层执政人员大谈其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思想上受到苏俄体制的严重影响。他就创办了一个半月刊《中国之路》，坚持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但很多知识分子抱持与他相反的见解，讥笑他落伍。那时候，国内知识界大幅左转，且不说鲁迅等左翼愤青已经毫无保留地倒向了苏俄体制，就是自由主义者也倾向于拉斯基的费边社会主义。

大家都不否认胡适是自由主义者。但从其思想渊源来说，胡适接受的并非古典自由主义，而是约翰·密尔和约翰·杜威等人的新自由主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经济制度上，胡适是倾向苏俄的。苏俄摧毁私有制时，他还发表过某种程度的辩护意见。胡适还说过“18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19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这样的话。

胡适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恰恰是古典自由主义的歧路。所谓“新”，正在于使自由主义从“个人本位”转向“社会本位”。这一趋势未必没有它的历史合理性，但一旦过度，一旦把这个“新”落实到产权制度上，那么所谓“社会本位”也就变成了权力一手掌控资源的“国家本位”或“政府本位”了。一旦社会资源被政府集中掌握，人民的肚皮乃至思想也就被政府控制了，其后果可想而知。

回到文章开头。在演讲中，胡适引了周德伟信中的一段话，这段话对政府掌控社会资源的做法提出了严厉批评：“从前持这种主张最力的，莫过于翁文灏和钱昌照；他们所办的资源委员会，在过去20年之中，把持了中国的工业、矿业，对于私有企业（大都是民国初年所创办的私有企业）蚕食鲸吞，（私有企业）或被其窒息而死。他们两位（翁和钱）终于靠拢，反美而羡慕苏俄，也许与他们的思想是有关系的。”胡适接着说道，“现在的台湾经济，大部分都是国营的经济，从理论与事实上来说，像哈耶克这种理论，可以说是很不中听的”，希望社会舆论和政府中人能够容忍哈耶克的理论。

当胡适完成了对哈耶克的认同之后，这位中国自由主义的标志人物，才最终完成了他自上世纪40年代就开始的转型，即从年轻时的“新自由主义”彻底转型为“古典自由主义”。这是胡适在自由主义内部自左而右的一次蜕变，周德伟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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